‘迟来的公民权’事件不应该重演,马青促简化老者公民权申请程序

马青全国公民权总协调周连琼促请内政部简化乐龄人士公民权申请程序，以免日前99岁老翁钟日胜事件重演。

周连琼对于公民权申请者之一的99岁老翁钟日胜，日前因病逝世，等不到已完成的大马卡，盼不到成为大马公民的一天一事感到惋惜。

周连琼指出，目前大马有很多红登记持有人是上了年纪的一群，他们大多是独立前出生或来马定居的人士。

周连琼表示，申请公民权的程序繁多，实在消耗老者的生命时间。

“申请公民权的手续繁多，耗时许久，实在消耗着老者的时间；比方说，持有旧式红登记的人士必须被强制申请‘全红’的新式红登记才可提出公民权申请，这边耗时3个月至1年；然后，在申请公民权的时候又必须经过审核、口试等程序，一等又再费时许久”。

周连琼表示年迈的公民权申请者的心愿莫过于在有生之年能成为大马公民，当个真真正正的马来西亚人。他说，无论独立前在马土生土长或是来马居留的老一辈都对国家贡献良多，理应让他们堂堂正正地成为受政府认可的大马公民。

“老一辈多年以来长久对政经文教作出建树，为国家经济发展迈进一个又一个里程碑而努力，政府理应让他们成为受认可的大马公民”。

也是马青联邦直辖区州团长的周连琼表示，他认为内政部长因为其个案为钟老简化申请程序是项人道的决定，并赞扬内政部长希山幕丁具有体恤老者的心，唯他认为钟老的事件是一个遗憾， ‘迟来的公民权’时间不应重演。

“我对内政部长具有体恤老者的心，作出人道决定协助简化申请程序感到高兴，但钟老的个案是个遗憾，‘迟来的公民权’事件不应该重演”。

另一方面，周连琼列举登记局和内政部在钟老个案中于8天内完成申请审核，证明国家登记局和内政部有着快速解决公民权申请的能力。

因此，马青促请内政部体谅年迈的一群，简化他们的公民权申请程序，让他们早日获得公民权。

“而登记局和内政部在此个案的处理上，已经证明了他们有能力快速地处理公民权申请；因此，马青促请内政部体恤年迈申请者，简化申请程序，让老者能尽早圆梦”。

紅登記背后的故事（二十六）：黃亞鳳回想當年留遺憾‧一次失聯錯過公民權

黃亞鳳（左2）與丈夫及兩名孩子的合照，全家人只有她持著紅身份證。（圖：星洲日報）

當年住在偏遠地方，一次的失聯，讓黃亞鳳錯過把紅登記換取公民權的機會，至今想起，黃亞鳳心中還是感到絲絲可惜。

雖然已事隔多年，黃亞鳳最大的心願依然是希望有生之年，能在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一圓成為馬來西亞公民的願望。

黃亞鳳（63歲）告訴《花城》，她出生於二戰時代，父母在其年幼時雙亡，她較後被送往一家孤兒院，14歲時離開孤兒院寄住在一名教師家中。

由於出生在動亂時代，以致她沒有報生紙證明自己是馬來西亞公民身份，她曾在1969年向國民登記局申請更換藍身份證，當時也曾被傳召面試，成功幾率很高。

“以前通訊並不發達，再加上我住的地方非常偏僻，所以相信登記局官員無法聯絡上我，以致錯過了更換藍身份證的機會，令我感到可惜。”

不怕面試只怕沒機會
黃亞鳳19歲那年在政府醫院任職護士，過後被聘請為私人看護，一直到29歲結婚後便辭職。她與丈夫育有兩名至今在外坡工作的孩子，倆老目前住在芙蓉芭蕾班佐。

她說，兩週前她再度前往登記局申請更換藍身份證，不過她並沒有抱太大希望，因為擔心期望越大，失望就會越大。

不過，她有信心能在面試環節過關，怕的只是沒有機會受召面試。

“我每天都注意國內新聞，我知道官員將在面試時詢問國內的課題，例如國家元首及首相叫甚麼名等，我的馬來文尚算流利，我有信心在面試環節過關。”

曾兩次到中國旅遊
她說，雖然手持紅身份證，但是她並沒有面對不能出國或被人刁難等問題，她曾兩次到過中國旅遊，玩得非常盡興。

“我是土生土長、道道地地的大馬公民，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取回藍身份證，成為一個真正的大馬公民。”

星洲日報／花城‧2009.10.15

紅登記背後的故事（二十五）：李亞蘭：11兄弟姐妹僅我紅登記‧“66年無國籍如異類”

出國旅遊對李亞蘭（左）來說是遙不可及的夢。她只能和家人在國內的雲頂高原遊玩。（圖：星洲日報）

兄弟姐妹11人，只有她拿的是紅身份證。從小到大66年來，無論辦甚麼事都處處受到刁難，令李亞蘭感覺自己在這國家是異類。

今年66歲的李亞蘭家住硝山新村，5名子女都已長大成人。她和丈夫陸漢金靠耕種過活。

她小時候家住後廊，生活困苦，父母都是文盲，靠耕田，種菜和養豬維持一家的生計。11個子女中有7個兒子，4個女兒，她排行第二。

在她的回憶中，麵包點糖水當正餐是經常的事。在那種三餐都難以為繼的情況下，哪裡還敢怪父親沒有幫她申請公民權。

重男輕女失求學機會
當時，重男輕女的觀念很強烈，她父親跟她說女孩子讀書沒用，她就這樣失去了求學的機會，每天只能眼巴巴地看著鄰居的孩子上學。

直到現在，這還是她心中難以撫平的痛。一講到這件事，她哽咽著對記者說：“直到現在，我都沒辦法原諒我父親當初不給我讀書。”

申請公民權遭官員刁難
她回憶說，1970年代她結婚後，曾嘗試申請公民權，但遭到官員刁難，要她出示外祖父的死亡證書。當時，她父親已去世，更不必說可找到外祖父的死亡證書。所以，這件事後來就不了了之。

盼有生之年出國旅遊
李亞蘭一生中從未踏出過馬來西亞，她希望有生之年能出國看一看，特別是到中國旅遊。

她女兒曾想帶她出國旅行，幫她申請護照時卻遇到一連串阻礙，包括要她出示報生紙。她覺得很滑稽，如果有報生紙的話，她早就拿到公民權了，何必現在才用它申請護照？

紅登記做事很不方便
她透露，持紅身份證令她這一生做事情很不方便，她甚至連銀行戶頭都不敢開。

“很久以前，我曾到銀行開過一個戶頭。不過當時有人說，紅身份證的戶頭持有人一旦去世，60%存款將會歸政府所有。”

當時她不確定是真是假，只是很擔心真有其事。所以幾天後就打退堂鼓，關掉了這唯一的銀行戶頭。

官員做事怠慢的態度也令她不滿。兩年前，她要更換紅身份證，官員卻一直拖延辦理，最後她追了兩年，才拿到新的紅身份證。

星洲日報／大霹靂‧2009.10.13

紅登記背後的故事（二十四）：持紅身分證是生命憾事‧姐妹淘 盼一紙公民權

王秀花（ 左） 和關系親密的孫女一起合照。王秀花生活安定，現在最想得到大選時投票的權利。（圖：星洲日報）

（吉隆坡）王賽賢（69歲）和王秀花（71歲）在馬來西亞出生，在大港生活，但卻因為受教育不高，不諳馬來文而錯過了申請公民權的時機，現在拿的只有紅色身份證，也成為了她們現在一大遺憾。

她們曾經過著困苦的生活，在日據時代甚至面對被父母拋棄。她們的人生充滿波折，但她們樂天知命的個性卻讓她們渡過一次又一次的難關。

在訪問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們很喜歡笑，特別喜歡開玩笑。她們一人用華語，一人用潮州話，卻非常有默契地一唱一和，說她們的故事，及對申請藍色身份證的期望。

樂觀的她們現在子孫滿堂，也過著安定的生活，最大的願望便是擁有一張藍色身份證。這藏在心裡多年的願望，在最近內政部舉行大型頒發公民權儀式後，讓她們對申請公民權有了非常大的期望。

她們看到報紙上的報導，並不會感到酸溜溜，而是更加振奮！

若獲公民權“我也會抱部長”
喜歡旅遊的王賽賢說，如果獲得公民權，她將會召集獲得公民權的親朋戚友一起組成“紅登記”旅行團，一起去旅遊。

王秀花就一直期望自己可以在大選時投票，所以如果她獲得公民權，她要馬上注冊為選民，在來屆大選履行投票的責任。

畢竟這是她們土生土長的國家，她們對這國家有很重的感情，而投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每當大選時，全家去投票，就只有她們呆在家裡不能參與，讓她們感覺孤獨寂寞。

“我們就求求部長給我們公民權啦！我們已經年過半百了，不要為難我們啦！如果我拿到公民權，我也一樣會抱部長！”

王賽賢的率直讓大家當場哄堂大笑。

日據時代遺失報生紙
王賽賢和王秀花是感情深厚，無所不談的姐妹淘。她們就住在同一條路，常常來往，對彼此的故事也非常瞭解，包括她們曾見證大港的發展及彼此生活的成長，而她們也一起經歷過非常難忘的日據時代。

日本軍佔領大馬國土時，王賽賢父母帶著只有兩歲的她及兄弟姐妹到樹林中逃難。逃亡生涯非常困苦，除了要逃避日軍外，還要照顧行李包囊，而母親更興起賣掉王賽賢的念頭，最後在哥哥極力反對下才作罷。

王秀花也和家人到樹林中逃難，他們住在山洞里，日曬雨淋下也不敢出走樹林，害怕被日軍逮捕。他們也只有在日軍撤退後，才敢回到家園。

但也因為如此，她們遺失了報生紙，成為她們申請公民權的一個障礙。

不瞭解紅藍身份證分別
她們後來在17歲時，跟隨大隊去申請身份證，但她們根本不瞭解紅色及藍色身份證的分別，就以為獲得一張身份證，就是馬來西亞人的證明。

當王賽賢知道紅色身份證只是獲得永久居留權時，她腦中浮起的疑問是：她到底是馬來西亞人還是中國人？

“不過後來就覺得不用想太多啦！我們已經這樣老了，可以在家安享晚年就好了。”
現在，當她們聽到縣議員黃瑞莉協助紅身份證者申請公民權時，就非常興奮及期待。
問她們要舟車勞頓到布城辦理申請手續，會不會辛苦時，她們倆不約而同地說：“不會辛苦，只要可以拿到藍登記就好！”
不諳國語盼政府“高抬貴手”
王賽賢在訪問時，不斷提到不諳馬來文的憂慮，也要求政府不要“考”她們馬來文，這似乎也成為過去在申請公民權卻步的原因。

她還分享村裡一個流傳的笑話，話說一個村民申請公民權被傳召面試時，官員問該申請者平時在家做甚麼？該申請者本要說masak nasi（煮飯），一時忘記“nasi”怎麼說，竟脫口說：masak anak（煮孩子）。

王賽賢的笑話又引起哄堂大笑。

雖然她們以樂觀的態度來看待事情，但不代表她們不在意，在訪問中，她們不斷提起希望政府“高抬貴手”，讓她們通過申請公民權，做一個擁有公民身份的馬來西亞人。

樂觀看待申請公民權機會
王秀花看到記者時，就緊緊握著記者的手，感謝記者來採訪，也希望通過採訪，可以協助她爭取公民權。她年輕時生活不穩定，無法顧及申請公民權事務。現在有了安定的生活，卻也開始掛念這心願。

盼實現自由出國心願
從來沒有出過國的她表示，她要等申請了公民權後出國旅行，還有一直放在心上的投票權利。

她們要申請公民權，不只是要實現可自由出國的心願，事實上王賽賢現在就算持有紅色身份證，依然不嫌程序繁多、被問話的麻煩，喜歡出國旅遊看世界，甚至已經擁有3本蓋滿印章的護照，但她依然堅持要申請公民權。

“我聽人家說，當有人去世的時候，如果沒有藍色身份證，就很難拿到死亡證……這會麻煩到家人。

也許會要送回去中國，呵呵呵……。”

雖然王賽賢是在說笑，但大家還是可以感覺到她真正的擔憂。

不過，她們始終是樂觀看待申請公民權的機會。當王賽賢拿出她有些破爛的紅色身份證讓攝記拍照時，就笑說：“這張爛不用緊，反正很快就可以換一張藍色的了！”

豁達和樂觀看待她們的心願，也許是我們要學習的智慧。

星洲日報／大都會‧2009.10.11

紅登記背後的故事（二十三）：申請藍登記盼獲福利金‧孤老林亞九希望自供自給

林亞九展示其殘障人士卡及紅登記。（圖：星洲日報）

在大馬土生土長，但58年來卻持紅登記過活，身世已令人備感同情，可他大半生崎嶇坎坷的遭遇卻更為悲慘。
他在小時大病一場，導致他一輩子必須靠拐杖行走，他甚至為了生活曾淪為街頭討吃的乞丐，近幾年也因患上糖尿病而須坐輪椅，再艱難的日子也熬了過來。
回首過去大半輩子的苦命日子，無親無故的他，現在沒甚麼期望，只希望可獲得政府福利局每月300令吉的援助金，以便自供自給，安享晚年。
來自文良港的林亞九（58歲）在位於熱水湖人民組屋的住家受訪時說，他希望政府能完成他的心願，批准其公民權的申請，以讓他取得政府的福利援助金。

申請福利金被拒才發現紅登記不是大馬公民
2006年，林亞九和友人一起向福利局申請每月300令吉的福利援助金，後來友人的申請獲批准，但他的卻遭到拒絕，令他備感不解而到福利部查問。
“官員說，紅登記沒資格領援助金，當時我才發現原來紅登記不是大馬公民……。”
林亞九說，他和弟弟在沙白安南出世，並由婆婆撫養長大，其母親在他10歲時候帶著他們的報生紙離開，後來他補辦報生紙後，申請身份證時就拿到了紅登記。

沒讀書不知紅藍登記分別
“我沒有讀過書，怎知道紅登記和藍登記的分別？我以為有登記就對了……”
雖然行動不便，但為了獲得藍登記來領取福利金，林亞九在一名殘障友人的協助下，已多次到布城國民登記局總部，以辦理申請公民權的手續；但是，申請多次都毫無下文，也不曾被叫去面試。
“所幸有這名朋友幫我，雖然他殘障，但他有駕駛執照，他載我到布城申請，不然我都不知道怎麼處理……又不認識字。”
林亞九自2006年開始申請成為大馬公民，除了親自到國民登記局辦理手續，也曾求助政黨，包括巫統和馬華；不過，至今都沒有消息。
“我希望通過媒體的管道，尋求熱心人士及政府的幫忙，完成此心願。

巴剎當小販賺取生活費
林亞九目前在熱水湖巴剎當小販，以賣香煙、打火機、鬧鐘等商品來賺取生活費；不過，由於他行動不便，一名印尼婦女和他一起做生意，並照顧其起居飲食，因此他必須把賺到的錢分給她作為酬勞。
“我天早上6時乘坐電動輪椅到熱水湖巴剎開檔，大約11時才收檔。小檔口的生意每月收入不定，約有500令吉，但每月除了要還人民組屋124令吉的租金外，也要付電動輪椅介於40至50令吉的電費……還有看醫生等其他的瑣碎費用。
“現在手停就口停，做一天，過一天，我不祈求甚麼，希望每個月有300令吉的福利部援助金來補貼生活。”

行動不便找不到工作年輕時戲院外行乞
林亞九回想當年20幾歲在婆婆去世後，離鄉背井到吉隆坡找吃，卻遇到行情不好，因生活所逼而淪為乞丐的生活，苦不堪言。
“每逢過年過節，我看見別人一家團圓，可是回頭看看自己，無家可歸，連飯都沒得吃……實在是痛苦沒人知。”
林亞九當年在一家戲院外行乞，行動不便的他，除了面對眾人異樣的眼光，也遭人嘲笑，但他都默默承受命運的安排。
“有時候，也會遇到一些熱心人士給我飯吃，後來也有人讓我住在辦公室的小房。”

遇到生命中“貴人”
就在兩三年前，林亞九遇到其生命中的“貴人”，後者奉勸他改行做點小生意來過日子，從此結束向他人伸手討吃的生涯。
“他看我每天討吃很可憐，也覺得很骯臟，便叫我做點小生意；他還幫我申請殘障人士卡，過後又帶我到國民登記局申請藍登記……我非常感激他的幫忙。”

星洲日報／大都會‧2009.10.10

紅登記背後的故事（二十二）：滿腹辛酸啞忍22年‧一家三口皆持紅登記

一家三口都是紅登記！ 坐在輪椅上的是侯太謝是顏，後左侯玲莉，右侯聯。（圖：星洲日報）

花了不少血汗錢換來的一堆證件已經泛黃。（圖：星洲日報）

住在新山的侯聯一家三口都是“紅登記”，為了申請公民權，為了取得居留證，這一家人流了幾多的眼淚，花了多少的血汗錢，又有誰知？

61歲的侯聯和60歲的妻子謝是顏，還有他們的獨生女侯玲莉（33歲），手持著紅登記接受記者訪問時，感慨萬千。

取不到公民權的侯聯，過去的大半日子都是在為妻女的居留簽證忙碌奔波，以致心力交瘁。由於經常要奔跑移民局辦事，一些友善好助人的官員都成了他的朋友。

侯聯的妻女持印尼國籍，母女倆於1987年隨侯聯來新山定居。在未取得紅登記之前，她們都是靠著延長社交准證或教育准證在大馬居留。由於擔心手准證隨時被終止，她們都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大馬居住。

苦苦等侯了22年，這對母女在2003年10月間終於獲得大馬的永久居留。

如今，女兒侯玲莉已經嫁人，丈夫是本地公民，並育有2名分別1歲和2歲的兒子。
玲莉說，當年母親先收到大馬政府發給紅登記的通知信時，她以為大馬政府只發給母親不發給她，她急得哭了起來，後來查悉原來她們倆人是一起取得紅登記，她才破涕為笑，鬆了一大口氣。

侯聯申請公民權被華裔官員刁難
持紅登記的侯聯，曾在1987年嘗試申請公民權，並受召前往面試，沒想到卻是被一個與自己同皮膚的華裔官員刁難。

雖然事隔22年，但是侯聯仍然記得當時被這名華裔官員問倒的問題。

他說，當時共有3名考官，分別是華、巫、印三大民族。馬來考官和印裔考官都還算和靄可親，唯獨這名華裔官員發出刁鑽的問題。

“記得當時他問了一我一個問題：假如你來到洋人的家，你是要脫掉鞋子或襪子，還是鞋襪都脫，赤腳進入屋內？”

侯聯說，當時他心想，鞋襪都一併脫去，赤腳走入的屋內，才是有禮貌的行為。可是結果這名官員卻告訴他，答案是應該脫了襪子，然後穿著鞋子進去。

結果侯聯就因為這個被華裔官員“問倒”的問題，而導致公民權考試不及格。

這件事打擊了侯聯申請公民權的信心，從此之後，他再也不提不起勁去申請公民權。
由於持的是紅登記，侯聯無法有一份安定的工作，只能靠打散工賺錢養家。

侯玲莉：不敢去申請公民權
“我怕！我不敢去申請公民權！能夠成為永久居民，我已經心滿意足了！我害怕我去申請時，大馬政府反而會收回我的紅登記，那麼我就要與丈夫和兒子們分開了！”

從小到大，玲莉都活在居留證隨時可能被終止的陰影中，這股磨滅不去的陰影，造成她對移民局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恐懼感。

儘管今天她嫁了人，也升級為人母，但是她從來不敢想過要進一步晉級，申請成為大馬公民。

她說，過去她害怕和父母分居，如今她是害怕和丈夫、兒子分開。

沒學校收超齡入學
因此，玲莉遲遲都不敢行動，即使父親已經替她把申請表格索取回來了，她還是不願意申請。

玲莉說，她在7歲那一年，來到新山時，原本應該和其他同年齡的兒童一樣上學讀書，但是由於不是公民，持的又是社交准證，沒有學校要收她。

等到玲莉9歲時，父親終於託友人幫忙，找上一名督學從中安排，玲莉才得以進入學校讀書。當時已經超齡的她，本應該讀三年級，可是她連一年級都沒讀過，因而獲得特別通融，插班從二年紀讀起，並找來補習老師惡補，學習才跟得上進度。

進入學校後，玲莉得以申請教育準證，並靠著年年更新而居留下來。中學畢業後，玲莉前往吉隆坡一家學院攻讀酒店管理課程。

求學時有教育准證當“護身符”，玲莉不用擔心居留問題，可是一畢業，煩惱又接踵而來，玲莉又得為居留證煩惱，因為她不能再繼續持教育准證，需轉而申請社交准證。玲莉幾乎每3個月就得往移民局跑一趟，造成身心靈非常疲累。

找工處處碰釘
最苦的是，沒有身份證的玲莉，找工時處處碰釘，老闆一知道她的身份狀況，馬上就拒絕聘用她。

後來，她終於順利被一家度假旅舍聘用，老闆聘用她時，也知道她的身份情況。可是後來該旅舍出了一些財務狀況，老闆竟限她在一週內出示大馬身份證，否則就要把她炒掉。

玲莉很生氣地說：“我又不是政府，如何能夠在一週內就出示身份證？同事們都替我求情，老闆還是反臉不認人。”

結果玲莉被老闆“炒”了，連當個月的薪金也不沒發給她，更別談給她任何的賠償。過後玲莉還發現她過去在這間公司工作2年所被扣除的公積金和社險，老闆一分錢都沒幫她繳付。

現在想起這起事，玲莉心裡還憤憤不平。

過於操勞侯腦中風半身不遂
侯聯的妻子謝是顏，擁有一手好廚藝，但在未取得紅登記之前，礙於自己持的是社交准證，不敢出外工作，只好在家替人顧孩子，幫補家用。

後來她和女兒一起取得紅登記後，母女便租下食攤，一起當起熟食小販，侯太才得以大展廚藝。

後來，女兒嫁了人，侯太便和丈夫一同聯打手拼，希望在餐飲業拼出一個春天。

好景不常，經年累月在爐火前煮炒，又操勞過度的侯太，有高血壓仍不自知，有一天她正在忙煮炒時，突然腦中風而昏倒。

過後被搶救過來時，侯太已經半身不遂，從此開不了聲說話。

記者到訪時，侯太似乎有很多話要說，她吱吱唔唔地嘗試要說話，可是卻無法把心裡的話講出來。

侯家的遭遇，令人同情，他們在大馬的土地奉公守法地生活，一心只想取得一個合法的居留；但為了一紙的居留，他們卻受盡了委曲和身心的折磨。

星洲日報／大柔佛‧2009.10.10

紅登記背後的故事（二十一）：省吃儉用只為公民權‧顏進南花血汗錢托人申請無下文

顏進南因持紅登記導致無望做小生意，目前以修理煤氣爐為生。（圖：星洲日報）

（雪蘭莪‧大港）儘管50年來持紅登記的身份，令他失去很多公民應享有的福利，但他依然咬緊牙根，自力更生，養大5名子女，並提供他們完善的教育，期望孩子成龍成鳳後，可為馬來西亞這片土地作出貢獻。

他多年的努力雖沒白費，兩名孩子也成功踏入大學門檻，為國家服務，但他卻無法取得一紙公民權。

“我是個文盲，我不希望孩子和我一樣不識字，我沒甚麼期望，只希望孩子有書讀，現在他們大了，學業有成，我感到很放心和欣慰，也沒有任何的牽掛。唯一的遺憾是至今無法成為大馬公民……”

孩子大學畢業才放下心頭石
63歲的顏進南的小兒子畢業於博特拉大學，目前從事教學工作，而最小的女兒則剛畢業於沙巴大學。當初，他每天提心吊膽，擔心孩子會因他持紅登記關係，而在升學方面造成障礙，一直到孩子大學畢業後，他才放下心頭大石。

顏進南於1946年在大港出世，由於當年局勢動蕩不安，其父母並沒有為他報生，導致他沒有最基本的報生紙證件，而難以申請大馬公民權。

“以前都不知道報生紙、身份證的重要性而不以為然，後來到要申請公民權才恍然大悟，雖然父親後來有去政府部門宣誓為我申請身份證，但也不知何故，後來文件卻不翼而飛。

2度托人申請石沉大海
為了申請一紙公民權，30多年前，他埋頭苦干，省吃儉用把辛辛苦苦採椰存下的300令吉血汗錢，交托他人代辦申請，結果石沉大海。數年後，他再掏出200令吉積蓄托人申請，但最終也無聲無息。

“申請不到，我很灰心，也很痛心，曾想過放棄，可是後來看到報紙刊登有很多人申請成功，我多希望能與他們共同分享這份喜悅，因此下定決心再次提出申請。”
盼獲面試機會

顏進南希望內政部長拿督斯里希山慕丁可‘網開一面’，給他機會去進行面試，好讓他成為大馬公民。

“如果有機會面試，我一定會去試看看，就怕是連一個機會都沒有。”

申請不到小販執照想做小生意也很難
顏進南一直很希望能做點小生意或創業，可是卻因為紅登記關係，使他面對許多障礙。

“我申請不到小販執照，再加上外面的老闆也不請紅登記的員工，結果我只好在芭內從事採椰和剝椰工作，養家活口。後來年紀大了，身體衰退了便改行修理煤氣爐，現在我還在做。而每修理一個煤氣爐的收費介於20至25令吉。”

“早前政府宣佈派發汽油回扣津貼減輕人民負擔，但由於此措施只限大馬公民，結果我的電單車一分錢都拿不到。”

星洲日報／大都會‧2009.10.09

紅登記背後的故事（二十）：申請公民權遙遙無期‧林進記：口試到底通不通過？

（霹靂‧怡保）林進記在20多歲時參加國語口試，希望能成為大馬公民，但等來等去都不知道考試及不及格；52歲那年，他抱著同樣的希望，再次參加國語口試，同樣的，直到今天依然毫無消息。

“我只要一個答案，我到底通不通過考試，如果不行，我可以再考，而不是等了一年又一年，考又不是，不考又不是，每天就為這件事煩，煩到人都早衰了，也無法定下心來工作。”

打探考試被當“人球”
要成為大馬公民，國語口試過關者雖不代表一定就能申請到公民權，但卻是基本條件之一。
林進記最近一次參加國語口試是在2003年。這5年時間，他到霹靂國民登記局、霹靂宗教局等打探考試結果，卻被當“人球”般踢來踢去。

換4任首相還是無國籍
“就說最近吧，我上國民登記局，官員給了布城總部的電話，叫我自己打去問，結果電話不是打不進，就是一貫的叫我回家等。我已57歲，從我開始申請藍色身份證直到週五，已換了4任首相了呀！”
人民公正黨新邦波賴區州議員曾明凱在1年前幫林進記打聽過，當時有關官員告訴他，林進記國語口試過關，申請公民權的事宜正在處理階段。

堅持要知道考試結果
然而，沒有當局的白紙黑字，林進記的心裡就是不踏實，堅持要知道考試結果。
曾敏凱最近也協助林進記上網查詢，發現他的名字不在內政部公佈的等待面試的名單上。
如今已信仰回教的林進記說，他除了自己奔走相關部門，也三番四次托人及尋求國陣成員黨協助申請公民權，可是結果卻令他失望和沮喪。
“我是在這片國土生土長的，努力了那麼久，當局就是不給藍登記，想起我就很氣餒和生氣。”

至今仍租房非公民不能買房子
林進記表示從未看過他的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母親患上精神病，被送去紅毛丹幸福醫院就醫，大姐只好將他送到打捫救世軍，在那兒生活了幾年才被大姐帶出來。
“我和姐姐及妹妹都是持紅登記的，姐姐後來結婚了才申請到公民權。”
根據他的成年後所申請到的報生紙，其父親和母親欄除了姓名，沒有記錄任何包括他們身份證號碼的資料。
目前在一家慈善機構當義工，平時偶爾找些散工來做的他說，沒有公民身份，他只能做雜工；想要買房子，卻因他不是公民不能買，所以至今他仍向人租房間住。

“我要去外國旅行，申請護照要比公民申請者付更多錢，而且每次出去前都要到吉隆坡移民局總部跑一趟辦手續，花時間、花精力、花金錢。”

本來已心灰意冷的林進記，因政府最近批准多位人士申請藍色身份證，又重燃希望。

（圖：星洲日報）星洲日報／大霹靂‧2009.10.09

紅登記背後的故事（十九）：接受媒體訪問老友撐場作證‧謝延富渴望當公民

謝延富（右5）獲得老朋友鼎力支持，一起證明老友從小在大港生活成長。（圖：星洲日報）

（雪蘭莪‧大港）這是一次特別的訪問。
訪問對象是持紅色身份證的謝延富（69歲），但卻有整班老朋友、老兄弟在場“撐”他，一起證明他們的好兄弟是在土生土長的馬來西亞人，希望政府“開恩”，讓謝延富獲得公民權。

日據時代遺失報生紙
謝延富和很多大港持紅色身份證的人士一樣，經歷日據時代，並遺失了報生紙。他也因為家庭受教育程度不高，不諳馬來文以及大港交通不方便等種種原因，錯失了申請公民權的最好機會。
他過後在大港捕魚生活，過著平凡的生活。人緣不錯的他結交了一班死黨，但他們當中很少人知道他是持紅色身份證者。
當他們知道，他要申請公民權後才知道原來老友持紅色身份證而感到驚訝。當他們知道記者要來訪問時，他們也浩浩蕩蕩到他們常相聚的老地方，為老友作證。

老友力證土生土長
他們強調謝延富是土生土長的馬來西亞人，雖然遺失了報生紙，過去也曾經申請過一次未果，但謝延富一向過著安份守己的生活，目前也子孫滿堂，就希望好友申請獲得批准，成為名副其實的大馬公民。
謝延富想申請公民權，除了因為是想要到國外旅遊及投票外，一大原因是因為他是為了孩子的未來，也希望減輕孩子的負擔，尤其腳部六七年前因為中毒而壞死，被迫鋸掉，生活負擔加重了。

紅登記無法享漁夫津貼
他那時更能感受獲得公民權的重要性，由於他持紅色身份證，他無法如其他漁夫享有政府所給的津貼，也不能以自己名字購買漁船，也必須付更加昂貴的醫藥費。
他目前行走不方便，但聽到沙白安南縣議員黃瑞莉要協助持紅色身份證者申請公民權時，他便去申請。申請時更發現，他在政府資料中注明是中國人，讓他和他的親友都感到荒謬。
這時謝延富出現的親友越來越多，他們都大力證明謝延富絕對不是一個中國人，是一個馬來西亞人。就如謝延富兒女所說的，就算父親持紅色身份證，在他們心目中，謝延富是不折不扣的馬來西亞人。

全家僅一人紅登記
家人支持申請公民權
謝延富和妻子育有3男3女，全家人也只有他是持有紅色身份證。
謝延富女兒謝惜卿表示，他們是年長的時候才知道父親是持紅色身份證者，而她只是感覺奇怪，但他們不會因而對父親有不同的想法，依然當他是一名慈愛的父親。
“我們希望爸爸可以了心願，因此我們全力支持他申請公民權。
希望政府可以公平對待父親的申請，給他一個公民身份。”

星洲日報／大都會‧2009.10.08

紅登記背後的故事（十八）：31年前嫁來大馬‧印尼華僑苦等公民權

一大疊的申請文件中，隱藏了幾許不為人知的辛酸和淚水。（圖：星洲日報）


31年前，隨著大馬籍丈夫來到新山定居的印尼華僑蔡琬嬌，為了取得永久居留權在人地生疏的異鄉飽受思鄉思親之苦，挨到證明她超過5年從未離境後，她在離家的第6年，才敢踏出大馬的國土返回印尼的娘家。

等了13年才申請到“紅登記”
儘管如此奉公守法，蔡琬嬌還是苦苦等待了13年，才成功申請到大馬的“紅登記”（永久居留證）。

她記得很清楚，喜獲“紅登記”時是1991年，當時她懷著如今已經18歲的小女兒。
今年58歲的蔡琬嬌說，她是在1977年在印尼占卑與丈夫黃守錦註冊結婚。過後便由丈夫替她向新山移民局申請，她在1978年4月間順利來到新山居住。

出國旅遊探親文件多
由於是全職家庭主婦，蔡琬嬌不需要為了工作而陷入“身份”問題的困擾。可是由於遲遲沒有大馬公民地位，她不能與家人一樣持有大馬護照，以致每當要與家人一起出國旅遊或探親時，苦惱和壓力都會接踵而來，令她非常喪氣。

每一次在啟程出國的前一晚，蔡琬嬌都是不能安穩入睡，因為她得先小心翼翼地檢查自己的每一份文件，確保所需的文件都隨身攜帶，避免因為少了一樣文件而過不了關。

曾被擋在關卡差點出不了國
2006年，她與家人出國旅遊時，曾被擋在關卡，差一點就掉隊不能與家人同行出遊的經歷，直今她依然印象深刻。

原來根據移民局修改的條例，持有大馬永久居留證者，在出國之前，護照上必須要有大馬移民局的有關居留身份的蓋章，而她又不知道這項新條例，並沒有預先前往移民局申請蓋章證明。

“當時我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在新山的關卡兜兜轉轉找官員求情，幸好過後官員網開一面，通融讓我通關，不致於破壞家人的旅遊行程。”

由於自己的護照與家人不同，出國時的准證申請和程序也就與家人不同，以致每一次要出國，對蔡琬嬌來說，便是一種無法言喻的壓力。

因此，她最大的心願是大馬政府能早日發下公民權給她，讓她得以擁有大馬籍護照，與家人享有同等的待遇，更可以輕鬆地與家人一同出國旅遊或探親。

最熟悉也最“怕”去移民局
自從隨著丈夫黃守錦來到新山定居後，移民局成了蔡琬嬌最熟悉，也最“怕”去的地方。

之前，還未取得“紅登記”之前，她得申請“入境證”，想起起初來馬的那段日子，每隔三幾個月就要奔走移民局或印尼大使館，每次都提心吊膽，擔心隨時會出現意想不到的狀況，或申請受阻。

想起過去的日子，蔡琬嬌不禁唏噓，無限感慨。還好，嫁為大馬媳婦的這數十年來，都有丈夫黃守錦和夫家親人給予精神上的支持，讓她在等待大馬國籍的漫漫長路上，不致於孤單無助。

申請文件副本一大疊
每次報章上一有任何申請居留權的相關資訊，丈夫都會第一時間告訴她，然後她便會按照指示提出申請。

從過去到現在，蔡琬嬌手上保留的申請文件副本一大疊，蔡女士都把它們當“寶”收存起來，一張都不敢丟。

育有3名子女的蔡女士，在大馬定居後的次年誕下長子，長子今年已經30歲，可是她申請了多年的公民權還是沒有下文。

申請公民權鍥而不捨盼總有一天有大馬國籍
對大馬公民權的申請，蔡琬嬌可說鍥而不捨，儘管希望一再落空，她仍然不氣餒地一再投書申請。

今年3月間，蔡琬嬌還親自北上到布城的移民局查詢申請公民權的進展。開始時，官員告訴她找不到她的檔案，令她驚嚇了一大跳，整顆心好比跌落了谷底。

後來官員終於找到她的申請文件，讓虛驚一場的她放下了心頭大石，可是經過查問後，得到的又是一句老話：“回去等消息！”

“等，等，等”，對蔡琬嬌來說，已經是習以為常的答案。

4月間，從報章上獲悉馬青在替非公民收集申請公民權者的資料，蔡琬嬌馬上按報章公佈的網站下截表格，並按址寄上申請資料。

9月間，內政部通過網站公佈獲得公民權並受召面試的首批名單，蔡琬嬌迫不及待地上網查詢，結果在長長的1699個名單中，卻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令她大失所望。

蔡琬嬌羡慕那些成功申請到公民權的人士，在羨慕之餘，她心中又再重燃希望。她希望有一天，她會“等”到好消息，希望總有一天，她可以和家人一樣持有大馬國籍。

星洲日報／大都會‧2009.10.07

紅登記背後的故事（十七）：大火燒掉報生紙‧李炎坤有苦說不出

明明出生於吉打州（第二欄），李炎坤通行證內的祖國一欄（第3欄）竟寫著“中國”，令人費解。（圖：星洲日報）

（馬六甲）兒時老家一場無情大火，燒掉了“聾啞”人士李炎坤的報生紙，孰料也間接奪走其馬來西亞公民身份，以致54年來只能持有紅登記，無法享有公民的各種權力，一肚子苦衷無處申訴。

第一次到國民登記局做身份證時，李炎坤由於拿不出報生紙，只能獲得一張印有4顆紅星的藍色身份證，作為非公民的識別記號，以致每屆大選投票都沒他的份。

被列中國為祖國
因為這張與眾不同的登記，李炎坤必須花500令吉做一本“通行證”（取代大馬護照），且不能隨心所欲出國；最令人費解的是，通行證的祖國一欄寫著“中國”。

多年來，李炎坤在孩子帶領下東奔西跑，卻因為沒有報生紙證明出生於大馬的事實，每一次只好黯然地離開登記局。

李炎坤雖然不能言語，卻看得懂中文字，他每天都買好幾份中文報紙，一看到關於藍色大馬卡及公民權相關的新聞，就剪下來收著，仿佛鼓勵著自己繼續努力，有一天也能像他們一樣如願以償。

在公民身份不受承認的情況下，李炎坤只能申請“通行證”，不能像常人一樣申請大馬護照。（圖：星洲日報）

失去公積金福利
現年66歲的李炎坤是一名墓碑石匠，工作20年來無法享有公積金福利，就連申請殘障人士證件（OKU CARD）的資格也沒有。

2004年，李炎坤得到甲州福利局和殘障人士協會協助，致函國民登記局要求考慮承認其公民身份，以便注冊為殘障人士，以符合申請福利津貼的資格。

不過，當局回函表示，經過一番查詢，證實沒有李炎坤的申請記錄，之後也就不了了之。

今年，家人聽聞持有紅星藍登記者必須申請做全紅大馬卡，否則將被罰款，於是李炎坤再到國民登記局一趟，目前舊登記已被收回，以暫時身份證替代，三個月後再領取新紅色大馬卡。

但是，紅色大馬卡並不是李炎坤所想，於是再申請藍色大馬卡，並進行面試。

沒放棄申請
女兒李斯麗（20歲）告訴記者，當天官員詢問父親出生地、工作及換藍登記的理由，父親指出投票權、出國及殘障人士福利三項主因，但官員的口氣似乎透露著懷疑。

“我覺得官員不相信爸爸是馬來西亞人，還問我如何知道爸爸在哪裡出生，而且語氣不太好。”

李斯麗說，從她出生至今，印象中知道父親一直不停地設法申請藍色大馬卡，次數多得她也記不了，甚至跑到北海及麻坡尋找“證人”，支持他土生土長的身份。

“我知道爸爸很想要有藍登記，每次媽媽出國他卻不能一起去時，他真的很失望……”

母親的泰國籍殘障友人嫁來大馬不久，就順利獲得藍色大馬卡，而本土出生的父親卻一直無法如願，成了心裡的遺憾。

這些年來，李炎坤（左）收集許多與公民權問題新聞有關的剪報，期盼有一天自己也能像他們如願以償，右：邱培棟。（圖：星洲日報）

子女替父親求助邱培棟致函部長
最近，李炎坤的子女向當地的行動黨州議員邱培棟尋求協助，邱培棟以州議員身份確認其文件屬實，並向當局官員確認已收齊申請所需文件。

不過，邱培棟卻擔心國民登記局收到的申請文件沒有呈到總部，於是決定協助李炎坤致函於內政部長拿督斯里希山慕丁，希望早日落實他的心願。

星洲日報／古城‧2009.10.07

紅登記背後的故事（十六）：“我是好人應獲藍登記”‧謝宋彪盼享公民福利

謝宋彪向攝記展示其報生紙，報生紙的內容資料也清楚注明他延遲報生。（圖：星洲日報）


（雪蘭莪‧大港）“我是個好人，藍登記是我應得的……”



一名漁夫謝宋彪斬釘截鐵說，他是土生土長大馬人，理應與其他大馬公民一樣，理所當然獲得一紙公民權，並享有政府賦予大馬人的一切福利。


“政府早前說宣佈汽油漲價有逾600令吉的汽油回扣津貼，可是卻因我是紅登記的關係，我的老爺車一分錢都拿不到……”



家產換太太子女名字
“以往我的船可放我的名字，現在卻因我的紅登記不可以這麼做，政府朝令夕改的政策令人混淆，也難以理解。”


由於擔心政府的政策隨時出現“變更”，持有紅登記的謝宋彪更深怕自己往生後的家產會被政府“充公”，因而他惟有設法把所有家產擁有人的名字更換成太太和子女名字。


登記局面試時答不出bendera
謝宋彪這56年來一直無法申請到公民權，都是“國旗”惹的禍！


他回憶1976年曾到大港國民登記局接受面試時的場景，官員竟出其不意指著房內的國旗，並問他那是甚麼的時刻，他簡直愣住了，不懂怎麼回答。


當時，4名官員在一間會議室進行口試時，指著房內的一面國旗，問他那是甚麼，不曾接受正規教育的他當然不懂得國旗的馬來話——“Bendera”怎麼說。官員似乎不耐煩再問他，在旁的是那一州的州旗，他一臉彷徨，無法回答，心裡更是冷了半截，感覺申請無望。


30幾年來未曾放棄申請
那一次他失望的離開，但為了揮別持“紅登記”所帶來的麻煩，兜兜轉轉逾30幾年的他至今仍不曾放棄申請，以成為名副其實的馬來西亞公民。


比起其他沒有身份文件證明的紅登記申請人，謝宋彪是較幸運的，因為他擁有報生紙可證明其身份，但問題是於1954年出世的他，由於其父母因地理環境關係，延遲至1965年才為他辦理報生紙，造成他申請藍登記面對難題。


再次面試“魚”惹禍
7、8年前，謝宋彪又有機會到沙亞南國民登記局進行面試，他滿懷希望到場接受面試，沒想到20多年前留下的“陰影”再次上演，但這一次卻是“魚”惹的禍！


“官員問我做甚麼工，我說我是捕魚的，可是接下來他卻問我，捕甚麼魚？我哪懂那些魚的馬來話怎麼講……”


在漁村長大的謝宋彪自小在“潮州話”的環境下長大，只懂得少許的華語，而馬來文則只會最基本的會話。


“我都七老80了，難道還要我去學講馬來話？


整60歲人還有甚麼頭腦？頭腦都壞了，記憶力也不好……怎麼記也記不了啊……”


面試給他帶來的雙重打擊，令謝宋彪對不懂得國語就無法成為大馬公民的事實感到心灰意冷。


一家人唯獨他持紅登記
謝宋彪一家八口都是大馬公民，唯獨他一人持有紅登記，這令他備感心酸。


“我有十個兄弟姐妹，家中排行第3，雖然哥哥和姐姐早前也是持紅登記，但後來也順利申請到藍登記，至於弟妹們則是獨立後出世，自然而然成為大馬公民。只剩下我……他目前已將其魚產生意交托孩子打理，但退休後的他希望可做點小生意消磨時間和維持生計，但紅登記卻令他無法申請到小販執照。


愛“夫”心切的妻子潘亞吉見狀，也為丈夫申請，以了其做小生意的心願。現在兩夫妻每天下午就在大港人來人往的街道賣炸香蕉、炸番薯及甜甜圈。





星洲日報／大都會‧2009.10.07

紅登記背後的故事（十五）：打拼51年不受大馬承認‧粘東海公民權希望落空

粘東海生活在瓜拉古樓漁村逾半個世紀，是道道地地的瓜拉古樓人，不過，卻不獲當局承認為馬來西亞公民。（圖：星洲日報）

粘東海的紅色身份證，是他的阻力也是他的動力。（圖：星洲日報）

（霹靂‧吉輦）持紅色身份證沒人要聘請，粘東海唯有靠自己努力從事小生意，從中國南來至今51年，從無到今天總算有了一點成就。

今年66歲的粘東海，15歲那年千里迢迢從中國南來大馬，過後，他像那個年代許多南來的中國人一樣，多次根據大馬政府的政策申請公民權，不過，他們的希望總是落空。

不諳馬來文無法獲公民權
他說，他無法取得公民權的唯一理由，就是不會讀和寫馬來文，只因為不會寫和讀馬來文這個理由，儘管他可以口操巴剎馬來語，然而他在大馬生活了大半個世紀，還是無法取得大馬公民的身份。

粘東海是吉輦縣瓜拉古樓聞人，訪談時說到他今日的成就，做為生意人的他，謙虛的說，這種小成就算不了甚麼。

須從事買賣生活才安定
他說，持紅色身份證也是他努力工作的動力之一，當時的他，就因為是“紅色的”，因此沒有老闆肯聘用，唯有自己當小販從事小買賣，經過多年的努力，生活才總算安定下來。

粘東海於1943年3月21日在中國出生，1958年3月4日到來剛獨立7個月的馬來亞，並在瓜拉古樓落腳至今51年，如果居住在瓜拉古樓51年還不算是道道地地的瓜拉古樓人，那真是無話可說。

太太和孩子皆是大馬公民
粘東海就是這樣的無話可說！51年來，他只是瓜拉古樓的永久居民，只是大馬的永久居民，儘管他的太太和6個孩子，都是道道地地的馬來西亞公民。

“51年來，這裡已經是我的家，51年來，我努力的在這片國土為自己的生活打拼，也為這個國家的前途打拼，不過，國家還是不要承認我的公民身份。”

粘東海從1963年開始便向大馬政府申請公民權多次，1971年也曾提出申請，國民註冊局於1973年3月13日回涵告知他在聯邦憲法19（1）（a）（ｉ）事項下申請成為大馬公民已被拒絕，理由是無法通過馬來文讀寫考試。

（KANDAS DALAM UJIAN BACAAN DAN TULISAN BAHASA MELAYU）粘東海與大部份為了取得大馬公民權的紅色身份證者一樣，誤信一些自稱有門路可以協助他取得公民身份的人士，白白交上血汗錢，公民權卻始終沒有著落。

每屆皆參與大選僅拉票不能投票
“每一屆大選，我都有參與，每一屆大選，都有政黨來找我去助選和拉票，不過，我卻沒有投票權……因為我是紅色身份證的居民。”

他說，當年政府實施汽油津貼現金回扣政策時，他以紅色身份證也順利的在郵政局取得註冊在他名下的汽車625令吉現金回扣，他只是不明白，為何有一些持紅色身份證的車主無法順利領取津貼。

“是我幸運，還是政策本身有弱點。”

公積金會員存灰色地帶
“我做生意的註冊，都是與太太聯名，都沒有面對任何問題。我也曾經開過公積金戶頭繳交公積金，不過，不久後卻被當局告知紅色身份證者不能繳交公積金而暫停繳交，如今戶頭已關閉。”

他說，紅色身份證者是否能成為公積金會員，似乎存有灰色地帶，因為一些紅色身份證者可以成為會員，一些則被拒絕，因此當局必須擬定一個明確的政策，不然，公積金局職員就會自行做出武斷的決定。

出國旅遊比“藍色人”麻煩
持紅色身份證的粘東海，也曾多次出國觀光，只是他每次要出國都比“藍色的人”麻煩。

他說，他申請的護照是5年期限500令吉，比“藍色的人”貴還是其次，每次要出國，就算只是要到鄰國，都必須事先申請簽證，到了移民關口，還要面對移民廳官員的多重檢查才獲放行。

讓紅色“公民”有大馬身份盼政府擬有效政策
粘東海希望政府能擬定一個更有效率的政策，讓持紅色身份證的“大馬公民”，早日獲得真正的大馬人身份，實現一個馬來西亞的願景。

星洲日報／大北馬‧2009.10.07

紅登記背後的故事（十四）：申請公民權須懂高官名？‧陳金福屢次敗在“考題”

陳金福（右）和母親呂幼眼“同病相憐”，同樣持紅登記。（圖：星洲日報）

（雪蘭莪‧大港）一般政府部門會議室墻上掛著的國家領袖肖像，如國家元首、蘇丹、首相、州務大臣等，平民百姓或許對他們的臉孔感到熟悉，但若要他們一一道出名字則不易；不過，這些領袖的名字，竟也是國民登記局為申請公民權者所設的“考題”之一。

52歲的華裔漁夫陳金福道出10年前接受面試時，3名官員輪流指著掛在墻上的顯要肖像，並要他講出每一個人的名字時，簡直把他嚇呆了，使他無言以對。

陳金福和一般人一樣，對國民登記局在申請公民權的面試充滿疑惑，究竟當局是否設下指定“盤問”範疇來鑒定申請者，而面對著“詞匯有限”的老人家，官員又否會“手下留情”？那是一次刻骨銘心的經驗。

“你會越多，官員越問越多”
“你會越多，官員就越問越多；他們問我家庭背景、工作等，這些普通的對話，我沒問題，但是沒想到過後他們（官員）便問大馬旗、州旗，接著是國家元首、雪州蘇丹、州務大臣的名字……”

“從國旗到州旗……再問我墻上各高官的肖像，國家元首名字、雪州蘇丹名字、到雪州大臣的名字……這些我通通不懂……

“當時，我指著時任首相敦馬哈迪的肖像說，這個我懂！其他的認不出……”

回憶當年的場景，他陷入一片迷茫，他反問官員說：“Ini semua mana saya tahu（這些我怎麼會懂）？

官員卻反駁說：“Ini kampung kamu,pun tak tahu？（這是你的家鄉，怎麼會不懂？”

陳金福一臉無奈，失望離開。

陳金福在大港的住家以福建話摻雜華語，接受《星洲日報》訪問時說：“我心想，假如有機會我一定要反問官員，現在馬來西亞三大民族長期生活在一起，那麼你們又會不會說出一句華語？

生活所逼沒時間學國語
他說，不是他不要學習馬來文，而是生活所逼，漁民出海得要看天氣，只要天氣不好，就愁米缸白米不夠，如何過活。

“一艘船……2天烏天，米缸就沒有米，哪來時間去學馬來文？

仿佛是“寄宿”大馬外來者
持紅登記的日子，令52歲的陳金福感覺到自己仿佛是“寄宿”大馬的外來者！

陳金福一家六口，除了他以外，全部持有藍登記。儘管他有報生紙證明，完整的身份資料，但每次申請都敗在面試的‘難題’。陳金福前後面試了至少三次，除了大港的國民登記局外，也到八打靈再也面試。

75歲老母也是紅登記
與他同一屋檐下的75歲老母親呂幼眼則因一場火災，燒毀其報生紙而淪落為“紅登記”持有人，雖然母親也希望可在有生之年獲取一紙公民權，但卻基於年邁行動不便關係，沒有提出申請。

呂幼眼感慨說：“我老了啦……現在去討（公民權），等到我討到也死了（福建話）。”

這番話聽在陳金福耳里，卻痛在心裡，因為與母親“同病相憐”的他，也無能為力。

為申請公民權鋪路
今年與太太辦註冊手續
為了儘快得到一紙公民權，陳金福不放棄任何可圓成為大馬公民心願的管道，甚至不理會他人的嘲笑，和太太在今年8月辦理婚姻注冊手續，以為申請“藍登記”鋪路。

陳金福夫婦倆人年齡加起來超過百歲，但為了讓老伴成為名副其實的大馬人，其太太鼓勵與支持丈夫這麼做。

“婚姻注冊官也覺得好笑，雖然場面尷尬，但我不介意他們笑……我們坦蕩蕩在注冊官面前宣誓成為名正言順的夫妻。”

雖然陳金福曾聽聞他人說，妻子可憑丈夫是公民的管道申請到公民權，相反的，丈夫則無法憑妻子是公民而成為大馬公民，但他堅持不放棄任何可協助他獲取公民權的可能性。

星洲日報／大都會‧2009.10.06

紅登記背後的故事（十三）：70歲了，還等不到藍身份證‧吳金娣要圓出國夢

吳金娣：辛苦了大半輩子，希望在有生之年出國游玩。（圖：星洲日報）


她的身份證與一般人無異，且同樣是藍色，唯一不同的是，其身份證多了4個紅色小格子，注定了其“永久居民”的身份。

當年因一個小小疏忽，不慎遺失身份證，導致身份180度轉變，只是以往為生活打拼，加上無受過教育，因而也沒多加理會。

不過，辛苦了大半輩子後，她突然改變想法，希望獲得藍色身份證，以便能夠申請護照，在有生之年出國遊玩，放鬆心情。

曾遺失藍色身份證
吳金娣在霹靂仕林河（Slim River）土生土長，早年因家境貧寒，不曾接受教育，因而成為文盲，無法讀書識字，也不懂得寫自己的姓名。

到了法定年齡後，她申請人生首張身份證，那是一張藍色的身份證，代表政府承認了其身份。

她回憶說，那個年代人們並無錢包，所有東西裝在褲袋內，某次她騎腳車到橡膠園時，或許是途中掉了身份證，導致她遺失身份證。

領紅色身份證不當一回事
事隔已久，她不記得當時有否報警，然而當申請補發身份證時，卻只領取紅色身份證，令她深感奇怪。

“不過，由於當時我甚麼都不懂，加上又不識字，因而沒多加理會，領取新身份證後也不當一回事。”

她表示，自嫁為人婦後，即全心為生活打拼，與丈夫一同從事建筑業，即使是女性，同樣必須擔泥挑水。

她指出，在過去數十年來，她不曾向政府機構提出任何申請，即使身份證為紅色，也不會為生活帶來影響。

“對貧困者而言，我們只關注三餐是否溫飽，能否養育孩子長大成人，身份證是藍是紅並無太大分別，更毋說出國旅行！”

姐弟倆持紅色身份證
吳金娣表示，其弟弟同樣持有紅色身份證，以往一名友人曾提醒她倆姐弟，申請轉換藍色身份證，以免往後引起不便。

為申請藍身份證，該友人陪同兩姐弟返回家鄉警局，以搜查身份資料，惟警局並無相關存檔，並指示兩人到國民登記局搜查資料。

在辦理申請過程中，友人不幸逝世，因而最終不了了之，有者表明可助她“解決問題”，惟因無法負擔相關費用，唯有作罷。

唯一願望出國旅遊
吳金娣表示，近來媒體大事報導公民權事項，加上友人的提醒，她才意識到取得公民權的重要性。

20年前為探望新加坡友人，她曾嘗試申請護照，經過多番嘗試後，終能如願以償，弟弟遂載送她去新加坡，此是她人生首次的出國。

她指出，若能取得藍色身份證，第一件事就是申請護照，然後出國旅遊散心，惟仍胥視家境狀況。

她感嘆，本身已活至70歲，人生夫復何求，唯一的願望是出國旅遊，即使無法負擔費用，也希望參與經濟旅遊配套。”

“此外，每逢大選時，朝野政黨提倡‘一票都不能少，若我取得公民權，必會履行選民之責，以善用手上一票。”

星洲日報／大都會‧2009.10.05

紅登記背後的故事（十二）：“我不好意思出示身份證”‧68年沒國籍林玉英落淚

林玉英向記者展示她的臨時紅身份證文件。（圖：星洲日報）

“我不好意思拿我的登記給人看！”
為甚麼？因為她持有紅登記，從1941年出生至今，她是一個沒有國民身份的大馬人。
這名在林明出生的居民，名叫林玉英，現年68歲，從出生至今，她沒有報生紙，技術上成為“大馬永久居民”。

她受訪時說，由於生長在小地方，所以長久以來，她都不曾想過要申請公民權。

“以前想到只要丈夫有公民權就行，哪會去申請公民權？何況我又不懂講馬來話，也不知道公民權有甚麼用，所以就沒有去理。

慶幸8兒女藍登記
還有，我的3個兒子和5個女兒都是拿藍色身份證，這樣就可以了，沒想過自己應該要公民權。”

談及她與她的紅登記，她說，每當出示紅登記時，她總是感覺怪怪的，十分扭捏。
“為甚麼我的登記與其他人不同？之後才知道，原來我沒有報生紙，沒有公民權。”

不好意思上報
在訪談途中，講及自己與眾不同的身份時，林玉英紅了眼眶，偷偷把眼角的淚拭去。
當記者要求拍照時，她也表示不好意思上報。

“我不好意思拿我的登記給人家看，尤其是人多的時候，因為我的登記與別人不同。”

她補充，最近國民登記局到林明舉辦“會客日”，官員看見她的紅登記時，要求她換登記。

“當時，我還以為是換藍登記，原來只是一場誤會，我的登記還是紅色的！”

星洲日報／東海岸‧2009.10.05

紅登記背後的故事（十一）‧屢申請未批郭文星心死‧年屆70不想浪費時間感失望

郭文星必須前往布特拉再也總部，領取信件後，才能到雙溪大年國民登記局作出申請。（圖：星洲日報）


（吉打‧雙溪大年）70歲的郭文星對於大馬政府感到心灰意冷，為了不想再繼續失望下去，唯有打消申請公民權證件。

已達古稀之齡的他覺得不必再浪費時間及精神，一直忙碌的申請“藍登記”，在20餘歲的時候他還會擔心，所以才會積極申請，一直不曾放棄。

難忘面試遭受刁難
他曾經在高烏、華玲、雙溪大年及大山腳國民登記局提出申請，全部申請皆石沉大海，留下的深刻印象卻是申請公民權面試所面對的刁難。

延至80年代中，他原想再提出申請，直到今日也已經提不起勁來。

“不會讀就不用考”官員拿超厚國語書刁難
郭文星表示，他前後已經過4次面試，最後一次的深刻印象，是官員隨手拿出一本超厚的馬來文書籍，翻開一頁後，要求他讀出來。

他說，由於沒有受過任何正統的國語教育，他根本招架不住，還記得官員告訴他：“不會讀就不用考，考甚麼？”

他本身其實會以鄉下的馬來語與友族打交道，只是官員用正規以及深奧的國語來問答，才讓他摸不著頭腦。

當時是70年代，他在新加坡打工，聽到有面試機會，還專程回國，到最後還是浪費金錢和時間。

“護照紙”遭官員弄丟無法申請公民權
郭文星說，他在中國出世時，沒有所謂的報生紙，當時父母還在身邊撫養他。

他說，直到父母移居當時的馬來亞後，他就投靠中國的叔叔，等待父母在馬來亞為他申請移居。

“當時，還記得父親郵寄一張‘護照紙´，讓我順利的獨自搭船前來馬來亞。”

他說，由於沒有報生紙，而重要的“護照紙”也被官員弄丟，導致他無法順利申請公民權。

他在70年代期間也曾在新加坡工作3年，由於家庭在新文英，讓他打消定居在新加坡的念頭。

更新紅登記手續繁雜親往布城總部費時又費力
2008年要更換新紅登記的時候，還必須親自前往布特拉再也國民登記局總部，領取信件後，才能到雙溪大年國民登記局提出申請。

他說，要更新紅登記也必須面對繁雜手續，讓他覺得浪費時間和金錢。

他說，對於貧窮人家說，肯定會造成生活上的困擾，也根本無法前往布城領取申請必備的文件。

用錢解決紅登記不便時至今日，雖然郭文星手持紅登記，但是他並沒有感到困擾，只是比人家多花幾倍的金錢來申請護照而已。

他說，就好像在2003年，他也是有機會申請護照，前往探望在中國的堂兄弟。

他說，紅登記申請護照需要更高昂費用，基本上是有錢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一家8口僅郭文星持紅登記
郭文星來自中國廣東增城，1937年出生在中國，20餘歲時也是1957年，獨自乘搭輪船前來馬來亞檳城。

郭文星是家裡6兄妹的大哥，全家8人只有他一人是紅登記，其餘5名弟妹是在馬來西亞出生的公民，而其父母郭亞深及張亞娣也在孩子逐一出世時，也成功獲得申請，由紅登記轉為藍登記。

郭文星於25歲結婚，與太太育有3男1女，分別為43、41、36及35歲，從1957年移民到大馬後，就一直居住在吉中新文英新村內，已經有整整52年了。

星洲日報／大北馬‧2009.10.04

紅登記背後的故事（十）：紅登記27年前被移民局沒收‧阿伯靠“觀光證”居住

獨居在巴占一座山洞的謝仕祥，因沒有身份證而像一個被遺棄的人。（圖：星洲日報）

土生土長的謝仕祥（66歲），27年前紅身份證被移民局沒收後，就成了“無身份”人士。
為了找回“身份”，他被多名老千騙走畢生積蓄。

這些日子來，他只靠一張觀光證（Pas Lawatan）來證明，他在本國居住是合法的。
謝仕祥自稱是地道的怡保巴占(Bercham)人，村民都認識他，而且還叫他“黑臉祥”；這名字的來由，是在“無身份”的日子裡，他一直煩憂，不快樂的心情明顯寫在臉上，總是憂憂鬱鬱沒有笑容。

過去27年來，每隔半年，他就得到移民局去，拿著觀光證像外國遊客一樣，須付費蓋印，以證明這證件有效，並可合法逗留。

“27年來，觀光證也蓋了53次印，從以前每次付費30令吉、300令吉到現在90令吉；我是地地道道的大馬人，可是卻須像來自外國遊客持觀光證，這是說不過去的。”

謝仕祥接受訪問時指出，他於1974年在新加坡工作回國時，被發現抵觸移民局法令，所持的紅身份證被沒收了；1976年他被扣留，後來在監獄裡面被關了6年。

手上的觀光證，是唯一可讓謝仕祥合法逗留在本國的證件。（圖：星洲日報）

不惜花光儲蓄
過去27年來，謝仕祥用盡方法，只要聽到別人說有一絲機會可申請到身份證，他都會去試，並不惜花光儲蓄。

可是，每次他都受騙，而共被騙走了兩萬多令吉，包括其中一次有人替他寫一信件收費1000令吉，他也照付。

在沒有身份證的日子裡，謝仕祥面對很多麻煩，包括無法申請銀行戶頭、駕駛執照和護照，也找不到工作等，也要“寄人籬下”的感覺。

謝仕祥的錢被騙光了，年紀也大了。他妻子於1998去世，沒有子女，除了有一個以山洞為住所的家，他一無所有；他的最大願望是，在離開這世界前，找回自己的身份！

陳瑞光：資料呈登記局安排見局長
巴占睦鄰計劃中心主席陳瑞光說，他已將謝仕祥的資料提呈給霹靂州登記局，並將安排見局長，希望對申請獲得身份證有幫助。

“謝仕祥有許多文件，包括之前查出的紅身份證號碼、一份有寫上他姓名的緊急法令住戶登記文件等，都可證明他是道地的大馬人。”

無身份人士
名字：謝仕祥（66歲）
住在：怡保巴占一個山洞，妻子已去世，沒有兒女。
情況：27年前，從新加坡過境被發現犯下抵觸移民局法令，紅身份證被移民局沒收，並被關進監獄。1988年，在被關了6年後，他絕食10天，結果換回自由，並獲得發給觀光證，讓他在本國合法居住。
遭遇麻煩：無法申請銀行戶頭、駕駛執照和護照，也找不到工作等。
最大願望：離開這世界前獲得大馬身份證。

星洲日報／大霹靂‧2009.10.04

紅登記背後的故事（九）：年過古稀仍沒國籍‧一張紅登記滿腹辛酸

99歲的孤老鍾伯伯受訪時，偶爾會停頓沉思片刻，訴說當年半隱居的日子。（圖：星洲日報）


有很多人在大馬土生土長，年近古稀，卻仍在苦苦等候一紙公民權，申請多次石沉大海也堅持不放棄。不過，還有一些人就連紅登記也申請不到，終日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另外，也有一些人對自己的身世充滿疑惑，腦海里成天縈繞著“我是誰”……三個字。


紅登記系列完結篇帶您聆聽另外2個人的故事；他們的身世與背後的辛酸史，也一樣賺人眼淚。



故事（一）：孤老100歲生日願望‧“給我一張大馬身份證”
他是99歲的孤老，沒有報生紙，也沒有身份證，目前居住在文良港斯里再央地愛心老人院。行動不便的他很愛說話，除了客家話、廣東話外，就連馬來話也難不倒他。


這名出生在戰火動蕩時代的長者，在24歲（1934年）時為了生活，離鄉背井到泰國工作並成家，還以為找到終身伴侶，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可是天意弄人其妻兒先後病逝，孤伶伶的他惟有選擇返回故鄉與母親和哥哥團聚。


這名孤老鍾勝在58歲時（1968年）返馬在增江和母親同住，後來又搬去安邦蓮花苑，以打理魚塘和種植水果過活。其母親和哥哥去世後，他一人30多年來孤獨地過著半隱居的生活。


居所被拆得不到賠償
後來地方政府要拆毀他居住的木屋區，雖然政府給予賠償，但基於鍾伯伯沒有身份證，他甚麼都沒有拿到。當下的他感到氣憤，但也無可奈何。


鍾伯伯在蓮花苑木屋區居住的那段日子，吃喝拉撒都在住家前的魚塘解決，令人看了於心不忍，後來公眾通知斯里再央地愛心老人院負責人收留他。


“我是馬來西亞人，我和哥哥都在沙登出世，如果他們（官員）不相信，我可帶他們去看我爸媽、阿哥的墳墓，證明我是大馬人，他們就葬在大馬的土地……（廣東話）”


流利馬來話證明自己身份
鍾勝為了向記者證明他是大馬人，更以馬來話告訴記者：“Saya satu orang，isteri tak ada,anak tak ada,cucu pun tak ada, kalau boleh kasih saya satu ic……saya sudah tua，sekarang makan jalan pun tak tentu,satu hari‘mampui´pun tak tahu……”（我一個人、沒有老婆、沒有孩子、也沒有孫兒；如果可以，請給我一張身份證。我這麼老了，行動、吃飯都成問題，甚至死神隨時到來也不一定……）鍾伯伯的年紀大了，每說一句話都必須停下斟酌片刻，但當他講馬來話時，雖然聽起來含糊不清，但卻蠻流利。


他甚至還反問記者說：“你知道mampui的意思嗎？

（客家話）……很多人都不知道馬來話mampui是mati的意思，我看你也不會……“我整百歲了，沒甚麼好怕的，我在泰國和大馬2國都沒有犯法，要是政府覺得我犯法，他們可抓我回去，打死我啊……。”


明年將跨入“一世紀（100歲）生日”的鍾伯伯臨走前的心願很簡單，就是一張身份證。


“這是我最後的心願，你有辦法幫我弄一張登記來嗎？（以客家話反問記者）我知道，馬來人好同情老人家，也好sayang老人家，只要你好好和他們說……你弄到了（登記）全吉隆坡人都會贊你‘聰明女´……哈哈”


雖然這句話讓人覺得鍾伯伯很幽默，但聽在記者耳里，卻備感心酸。


故事（二）：40年奔波移民廳‧譚盛祺：若獲紅登記已知足
馬來西亞是他道道地地的家鄉，於1930年在怡保出生的他，在新加坡未脫離大馬前到獅城工作，後來因工作關係也申請成為新加坡公民，從此失去了祖國的合法公民身份。


現年79歲的譚盛祺百般渴望自己是馬來西亞人，因為他家人，包括太太、孩子及孫女們及親朋戚友們都在大馬。雖然他有報生紙證明，並向國民登記局申請多次成為大馬公民及永久居民，但新加坡公民的身份卻成了極大的障礙。


他在位於首邦市的住家接受《星洲日報》訪問，全程以廣東話述說當年的辛酸史。

“我哪知道會造成今天這樣的局面，我小學四年級都未畢業，哪裡找到吃就在哪裡落腳……當時新加坡脫離大馬與我無關，我在新加坡工作，為了方便就申請新加坡身份證。”


譚盛祺是於1951年到新加坡從事廚師的工作，並於1964年返回大馬結婚生子。


每兩週搭車來回獅城大馬
“我太太有了小孩後，我決定在大馬工作，我和太太經營一家賣點心的小檔口；不過，由於我在大馬沒有身份證，每2週就要回去新加坡一次，就這樣2地跑好幾十年了。


“猶記得當年子女年紀小，我每2週要半夜搭車去新加坡，而凌晨時分就返回大馬，趕到檔口開檔，這樣的日子糾纏了我多年……不只浪費金錢、時間，也是精神上的折磨……一直到現在，我老了行動不便，近幾年大馬政府批准我每次的旅遊簽證有效期為半年。


“儘管如此，上上下下移民局申請護照、簽證等文件是非常麻煩的事情，每次去移民局就花了一天的時間……”


譚盛祺和太太茹秀琴（78歲）育有3個兒子。除了次子於早前意外逝世外，老大和老麼都已成家立業。做孩子的，當然希望父親可安心住在大馬享福，不必再為了其他事情奔波勞碌。


放棄新加坡公民權恐變人球
“有人建議我放棄新加坡公民權，但我不敢，若放棄了，萬一馬來西亞政府不承認我為公民，我豈不是成了人球，被人踢來踢去，成為無國籍的人？就因為這樣我不敢這麼做”


“我最大的心願是可拿到永久居留證（紅登記），若可脫離奔波移民廳的日子，我已心滿意足……至於公民權我不敢祈求……我都幾十歲了，有沒有也是這樣過。”


星洲日報‧2009.10.03

紅登記背後的故事（八）：“當了公公仍是紅登記”‧郭再生為公民權奔波半輩子

郭再生展示其紅登記，滿臉蒼生之容。（圖：星洲日報）

（檳城）由於紅色身份證，讓他四處碰壁，人生面對種種的波折，雖然兒子已經生下孫子，但是仍不能擺脫紅登記的陰影，令他灰心不已。

雖然他到處要求有“影響力”的人士協助，包括高官、政治人物，但是多少年來，仍求助無門。

儘管如此，他活了半輩子，心中最大心願還是能獲取藍色登記，堂堂正正做一名馬來西亞公民。

這名因紅登記，而經過多年百般熬苦者為郭再生，今年62歲，目前仍在一間公司任職，兩名兒子已成家立業，並育有兩名2歲及5歲的孫子。

馬來西亞獨立後，於1959年8月11日年僅12歲的郭再生，與父母親及兩歲的弟弟一起乘搭輪船，從中國福建晉江遠渡重洋，赴馬來西亞檳城定居及謀生。

當時，他已在家鄉完成小學六年級的課程，不過，抵達檳城後在恆毅學校求學。獨立後初期，於1961年，政府當局發動申請公民權運動，其父母親及弟弟搭上列車，提呈申請表格及獲得批准。

屢次申請石沉大海
郭再生說，在提呈申請公民權表格時，他剛好出坡，未能在表格上簽名，錯失了大好機會。過後，他再次提呈申請，就難如登天，屢次申請，並拜託政要、高官，甚至花錢辦理手續，但都如石沉大海，毫無訊息，令他極度失望。

覓職四處碰壁當散工養家
由於沒有沒有公民權，郭再生不但未能享受雇員應有的福利，包括公積金及社會保險，而且，尋職非常的困難，遭遇各種挫折。許多雇主不願承擔風險，因此拒絕聘請非公民。

郭再生說，在這種情況上，他只有靠勞力當散工賺錢養家，生活漂泊，勉強度過了大半生。而今，孩子已經成家立業，第3代已誕生，但是，仍是紅色身份證。

他指出，他與國家一起成長，如今，國家已經繁榮及進步，他有充足的資格當上公民，這也是他人生最大的心願。

當前，政府對持紅色身份證的政策有所改變，並已批准多名紅登記者為公民，這讓曾遭受重重打擊的郭再生重露一絲的曙光，能儘快落實成為公民的夙願。

郭再生（左）與母親及弟弟的入境證，從此與馬來西亞結下不解之緣。（圖：星洲日報）

星洲日報‧2009.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