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花（ 左） 和關系親密的孫女一起合照。王秀花生活安定，現在最想得到大選時投票的權利。（圖：星洲日報）（吉隆坡）王賽賢（69歲）和王秀花（71歲）在馬來西亞出生，在大港生活，但卻因為受教育不高，不諳馬來文而錯過了申請公民權的時機，現在拿的只有紅色身份證，也成為了她們現在一大遺憾。
她們曾經過著困苦的生活，在日據時代甚至面對被父母拋棄。她們的人生充滿波折，但她們樂天知命的個性卻讓她們渡過一次又一次的難關。
在訪問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們很喜歡笑，特別喜歡開玩笑。她們一人用華語，一人用潮州話，卻非常有默契地一唱一和，說她們的故事，及對申請藍色身份證的期望。
樂觀的她們現在子孫滿堂，也過著安定的生活，最大的願望便是擁有一張藍色身份證。這藏在心裡多年的願望，在最近內政部舉行大型頒發公民權儀式後，讓她們對申請公民權有了非常大的期望。
她們看到報紙上的報導，並不會感到酸溜溜，而是更加振奮！
若獲公民權“我也會抱部長”
喜歡旅遊的王賽賢說，如果獲得公民權，她將會召集獲得公民權的親朋戚友一起組成“紅登記”旅行團，一起去旅遊。
王秀花就一直期望自己可以在大選時投票，所以如果她獲得公民權，她要馬上注冊為選民，在來屆大選履行投票的責任。
畢竟這是她們土生土長的國家，她們對這國家有很重的感情，而投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每當大選時，全家去投票，就只有她們呆在家裡不能參與，讓她們感覺孤獨寂寞。
“我們就求求部長給我們公民權啦！我們已經年過半百了，不要為難我們啦！如果我拿到公民權，我也一樣會抱部長！”
王賽賢的率直讓大家當場哄堂大笑。
日據時代遺失報生紙
王賽賢和王秀花是感情深厚，無所不談的姐妹淘。她們就住在同一條路，常常來往，對彼此的故事也非常瞭解，包括她們曾見證大港的發展及彼此生活的成長，而她們也一起經歷過非常難忘的日據時代。
日本軍佔領大馬國土時，王賽賢父母帶著只有兩歲的她及兄弟姐妹到樹林中逃難。逃亡生涯非常困苦，除了要逃避日軍外，還要照顧行李包囊，而母親更興起賣掉王賽賢的念頭，最後在哥哥極力反對下才作罷。
王秀花也和家人到樹林中逃難，他們住在山洞里，日曬雨淋下也不敢出走樹林，害怕被日軍逮捕。他們也只有在日軍撤退後，才敢回到家園。
但也因為如此，她們遺失了報生紙，成為她們申請公民權的一個障礙。
不瞭解紅藍身份證分別
她們後來在17歲時，跟隨大隊去申請身份證，但她們根本不瞭解紅色及藍色身份證的分別，就以為獲得一張身份證，就是馬來西亞人的證明。
當王賽賢知道紅色身份證只是獲得永久居留權時，她腦中浮起的疑問是：她到底是馬來西亞人還是中國人？
“不過後來就覺得不用想太多啦！我們已經這樣老了，可以在家安享晚年就好了。”
現在，當她們聽到縣議員黃瑞莉協助紅身份證者申請公民權時，就非常興奮及期待。
問她們要舟車勞頓到布城辦理申請手續，會不會辛苦時，她們倆不約而同地說：“不會辛苦，只要可以拿到藍登記就好！”
不諳國語盼政府“高抬貴手”
王賽賢在訪問時，不斷提到不諳馬來文的憂慮，也要求政府不要“考”她們馬來文，這似乎也成為過去在申請公民權卻步的原因。
她還分享村裡一個流傳的笑話，話說一個村民申請公民權被傳召面試時，官員問該申請者平時在家做甚麼？該申請者本要說masak nasi（煮飯），一時忘記“nasi”怎麼說，竟脫口說：masak anak（煮孩子）。
王賽賢的笑話又引起哄堂大笑。
雖然她們以樂觀的態度來看待事情，但不代表她們不在意，在訪問中，她們不斷提起希望政府“高抬貴手”，讓她們通過申請公民權，做一個擁有公民身份的馬來西亞人。
樂觀看待申請公民權機會
王秀花看到記者時，就緊緊握著記者的手，感謝記者來採訪，也希望通過採訪，可以協助她爭取公民權。她年輕時生活不穩定，無法顧及申請公民權事務。現在有了安定的生活，卻也開始掛念這心願。
盼實現自由出國心願
從來沒有出過國的她表示，她要等申請了公民權後出國旅行，還有一直放在心上的投票權利。
她們要申請公民權，不只是要實現可自由出國的心願，事實上王賽賢現在就算持有紅色身份證，依然不嫌程序繁多、被問話的麻煩，喜歡出國旅遊看世界，甚至已經擁有3本蓋滿印章的護照，但她依然堅持要申請公民權。
“我聽人家說，當有人去世的時候，如果沒有藍色身份證，就很難拿到死亡證……這會麻煩到家人。
也許會要送回去中國，呵呵呵……。”
雖然王賽賢是在說笑，但大家還是可以感覺到她真正的擔憂。
不過，她們始終是樂觀看待申請公民權的機會。當王賽賢拿出她有些破爛的紅色身份證讓攝記拍照時，就笑說：“這張爛不用緊，反正很快就可以換一張藍色的了！”
豁達和樂觀看待她們的心願，也許是我們要學習的智慧。
星洲日報／大都會‧200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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